最近讀了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田軒副院長的《創新的資本邏輯》，深有啟發。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動能，不僅誕生了華為、字節跳動、阿里、大疆這樣極具創新力的企業，也從結果上讓經濟發展惠及大眾生活。

2021年11月，查理·芒格在接受CNN采訪時也提到：“中國的快速增長使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中國人在過去30年完成的事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引人矚目的成就之一?！?/span>

來源：WIND，恒大研究院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在全球制造體系中承擔著「組裝者」的角色，大量廉價勞動力被吸納到流水線，成為“血汗工廠”的當事人。

2008年，一篇香港民間組織的調查報告爆出港資企業「玖龍紙業」，其東莞工人月薪僅一千多元，但員工手冊卻有整整15頁的罰款條令，包括：衣冠不整罰款300元，精神萎靡要罰1000元，進廠走錯門也要罰錢，各類罰款從三百至數萬元不等，甚至還有「連坐」機制。

圖：兩位世界500強員工在交談iPhone制造

盡管在暗無天日的工廠里干最累的工作，但不論是大陸員工還是代工企業，收益卻并不高。以魯泰紡織為例，一家為Burberry、Armani、Gucci等國際品牌「代工襯衫」的企業，2021上半年營收22.2億，凈利潤僅1.67億（凈利潤率6.72%）。同期奢侈品集團LVMH營收為286.65億歐，凈利潤高達52.89億歐（凈利潤率18.45%）。

比純代工稍微高級一些的是「組裝廠」，特指那些沒有核心技術，僅通過組裝各類供應商的零件進行售賣的產品企業，以聯想為代表。在90年代，聯想面對一個「供給短缺、需求井噴」的市場選擇了「貿工技戰略」，這也讓它更快成為擁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國公司。時代選擇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應該因為今天技術被人卡了脖子的，就簡單歸因聯想三十年前的選擇是錯誤的。

2004年12月8日，經歷了長達13個月談判，聯想完成對IBM全球PC業務的收購，迎來屬于自己的高光時刻。柳傳志面對記者說道：“IBM一直是以高投入取得高回報的方式在做市場，這就像是穿著西服在「賣油條」。賣油條有賣油條的方式，到了聯想手上后，就會取得更高的效率?！?/strong>

聯想很快成長為世界上最會「賣油條」的PC企業。2010年，聯想乘勝追擊推出了首款智能手機「樂Phone」，上市45天就銷售出貨10萬臺。但最終聯想高開低走，錯失了整個中國智能手機市場。

固守夕陽行業，研發投入過低，讓第二曲線遲遲打不開，聯想長期保持PC市場世界第一的同時，始終沒法代表中國在國際市場建立技術影響力。2021年二、三季度，聯想營收2250億，凈利潤僅63.1億（2.80%）。其中，研發費用占營收比例不足3%，還試圖回歸科創板上市（科創板均值超過10%），受到外界普遍質疑。

聯想問題，映射出當下中國創新的急迫性，中國GDP已經突破100萬億，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點上，官方極為重視「自主創新、研發投入」，主要原因是支撐「舊模式」增長的勞動力紅利不是在逐漸消失，而是開始斷崖式下滑。

2020年，中國僅1200萬新生兒，同比下降了18%（生育率降低至1.3，日本1.4，世界均值2.4）?？焖傧陆凳菑?016年開始的，按這個速度中國新生兒數量可能在幾年后下降到1000萬以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干預政策，中國生育率很可能達到世界的最低水平（韓國0.9）。

在計劃生育的「4-2-1」結構下，新增人口以2的次方速度衰減，這個過程很像投資新賽道，等趨勢顯現的時候，再想去介入很可能來不及了。唯有通過「創新」，轉型并發展更溢價能力、高利潤的產業，對沖人口結構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成本”，才能讓中國經濟更有質量的持續發展。

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也是我們每個人職業發展上都會遇到的問題。宏觀經濟好的時候，借助大公司和行業的勢能去發展是理性行為，杠桿收益也高。你想，許家印這種級別的人，還需要自媒體告訴他「控制有息負債」、「降低財務杠桿」對企業抵抗風險很重要嗎？他知道。但在房價飛漲、量化寬松的周期，地方政府、企業、民眾，人人都是許家印，大家都在加杠桿，舉債投資、購買房產，這是一種共同的預期與選擇。

然而，宏觀經濟總有下行周期，外部紅利的潮水退去后，「面對逆境」開始成為80、90后生活的新主題。一些企業倒了下去，千萬個企業又站了起來。但國家不一樣，它是不能破產的，百年磨難，幾代人艱苦奮斗，只爭朝夕。電影《1921》里，中共一大黨代表李達在回憶當年組織救國團抵制日貨時，想要把日本制造的東西成堆燒掉，當他拿起火柴劃著的瞬間，卻無奈地發現，連火柴也是日本造的。他說：“偌大一個國家，我們連自己的火種都沒有?！?/span>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卻可以經常點火了。截止10月底，全球2021年進行了105次航天發射。中國（40次）排在榜首、美國（39次）緊隨其后，俄羅斯（17次）排在第三。

歷史反復證明，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能力只能是內生的（自主創新）。我們個人的發展也是如此，內生競爭力的培養，大多數時間是沒有進展的，需要獨自去承受失敗帶來的痛苦，需要厚積薄發、自強不息，宜早不宜遲。

2001年中國加入WTO，開始與國際市場展開了大量貿易，對外貿易總額5098億美元，2020年已增長到了46463億美元增長了8.11倍。

2000年-2020年中國對外貿易情況（單位：百萬美元）

來源：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研究中心

時至今日，中國不只有「代工廠」「組裝廠」，已經有一些能夠影響西方技術主導權的企業崛起，并在國際市場開展競爭。

2021年，TikTok成為全球第二個下載量達到30億的APP（第一是Facebook），其9月全球月活躍用戶數突破10億大關，中國互聯網公司首次在圍墻之外實現產品領先。

大疆則成為中國唯一一家幾乎形成壟斷的高科技公司。在美國市場，他們的無人機占有率超過76%。第二名英特爾的市場占有率甚至不到5%。

圖：截至2021年3月，美國無人機市場份額

2020年全球5G通信設備的市場份額中，華為在海外各種意識形態的打壓下，仍然以31.7％保持第一，緊隨其后的是愛立信（29.2%）和諾基亞（18.7%）。

隨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角色的轉換，逐漸能對「全球輿論場」與「硬科技」有影響能力，這無疑加大了外部意識形態的對抗壓力。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主任Jeremy Fleming表示：“正如我今天看到的那樣，未來的風險是，我們失去塑造我們技術環境標準的控制，我們需要確保西方自由民主觀扎根于我們的技術之中?！?/span>

英國原本允許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但隨后跟隨美國轉而將華為拒之門外。

圖：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主任Jeremy Fleming

回望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國經濟常常和「特色」兩字聯系在一起，「有特色」并不代表能違背客觀規律，而是指「資源」在中國特定的權力結構與社會治理體系下運轉。總的來說，中國「創新」需要面對的很多問題，都是市場經濟的共性問題。

“很多人喜歡強調的一點就是中國的情況很特殊。中國確實有特殊的問題，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約束。但倘若我們把眼界放寬一些，不僅看中國，也看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時還看歷史，就會發現在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和其他國家和地區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

比如：公司治理結構問題、金融市場問題、勞動力問題、腐敗問題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很多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

——錢穎一，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現代經濟學和中國經濟》

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中，早期工業化時代的經濟周期頻頻發生，進入信息化時代之后，經濟周期的發生頻率大為減少。從產業結構角度研究經濟周期的學者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共識：

不可否認，中國的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在近四十年的改革中都取得突破性進展，「資本」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里的資本除了【金融資本】，還有上述提到的【人力資本】與【知識資本】。

中國1977年恢復高考后，開始重新重視積累人力資本，為2000年后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公司老板畫餅的時候經常提到的：“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不是電腦、不是代碼，而是在座的各位?！边@個餅就是在描繪人力資本的重要性（那我就先開始吃了）。

結論是，創新的根本動力來自「成功的回報」，沒有高額的回報預期，難以有創新的行動。這個非常符合直覺的基礎理論支撐了很多重大的選擇，比如：計劃經濟的改革、保護私有產權、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A股）。1978年前，中國和蘇聯所實施的計劃經濟政策，忽視了兩個問題：

① 人們掌握信息的能力以及信息的多樣性

在真實的世界里，每個消費者對不同商品有不同的偏好，他們愿意為此支付的價格也存在很大差異，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許可以決定部分標品的價格，例如：滴滴里程計費。

但是對于「消費品、藝術品、奢侈品」等存在較高品牌溢價的商品，他們的成交價格由需求市場的動態供需決定，并且大眾消費者的偏好還會隨著社會共識、替代市場的發展而變化。當前中國影史最高票房TOP2均被國產電影占據《長津湖》、《戰狼2》，這在15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所以，中央管控價格、管制商品供給，嚴重扭曲抑制了自由交易帶來的【共贏收益】。1978年后，逐漸通過幾輪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了關鍵作用，1990年代價格改制完成后，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下一個快車道。

1984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確定工業生產資料屬于完成國家計劃后的超產部分和企業自銷部分，企業有權自行定價或由供需雙方協商定價，開始走向市場定價的道路。

1988年8月，中國政府試圖嘗試激進的物價改革（簡稱「價格闖關」），試圖短期內提高大部分商品的價格，解決價格雙軌制下的一系列復雜的經濟問題，包括：雙軌制下物價不斷上漲，出現了嚴重的權錢交易和“官倒現象”，民眾反響強烈。

但改革還未及實施，消息便已經走漏民間引發搶購潮，在已有的通貨膨脹基礎上又引發了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改革被迫擱淺。

時值盛夏，杭州市市民搶購毛衣毛褲；氣候溫和的昆明市，人們搶購通常滯銷的電風扇；武漢市有位市民搶購了200公斤食鹽。在瘋狂的搶購風潮中，商品價格不斷攀升。

人們都瘋了，見東西就買，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質量好壞，冰箱有冷氣就要，電視機出圖像就抱。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逐步解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問題，變‘雙軌’為‘單軌’。即“雙軌合一“，確立了市場導向的新的價格改革思路。

②「產權改革」驅動創新發展

產權包括了「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1979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農民簽下一份“生死狀”，開啟了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序幕。包產到戶試圖通過改革土地的「收益權」，激發農民的創新動力。包產到戶第1年，小崗村整個生產隊糧食總產量達13.3萬斤，相當于1955年至1970年產量的總和。

圖：1979年，小崗村的“生死狀”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企業的「股權激勵」是反映企業家創新與資本市場發展的主要載體。企業家的冒險精神常常被認為是創新的動力源泉、資本市場則是激發創新所必要的基礎設施，政府履行監管職能維護市場秩序，以保護消費者、勞動者與中小股東等“弱勢方”的利益。從過去的實踐總結：

中國并不缺少企業家：三十年的商業實踐，中國企業家善于借勢而上、敢于冒險的精神以及強大的本土化能力，在數次與外資的競爭中被反復驗證。任正非、柳傳志、李書福、董明珠、曹德旺、馬化騰、馬云、張一鳴、雷軍都是代表人物。

借力全球資本市場發展：大陸近二十年的互聯網創新，主要是借助海外成熟的資本市場發展起來的。包括：一級市場的軟銀、Tiger Global、紅杉資本、高榕資本；二級則主要是美國與中國香港的證券市場。以阿里、騰訊、美團為代表。

監管部門適時介入：從做業務的角度看，監管意味著「成本增加」，對于新模式、新經濟，中國監管部門在很長時間采用了「行業先發展、監管后收緊」的策略。既讓商業創新不被扼殺于行政干預之手，同時也保障了行業集中后，勞動者（美團騎手）與消費者（隱私安全）的合法權益。

2011年，美國MIT的Gustavo Manso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Tolerance for failure is necessary for motivating innovation”，對失敗的容忍是激勵創新的必要條件。

他的核心理論是「創新契約」（contract）應該在短期內對失敗容忍，允許試錯和失敗。同時，對長期的成功給予回報。這樣的契約組合是最能夠激勵企業創新的。

科技公司利用風險投資發展業務，利用IPO募資幫助風投退出的方式，比較符合Manso教授的創新觀點。

實際上，中國企業獲取資本主要通過「債務融資」，債務融資以銀行為核心，國有銀行掌控中國經濟的杠桿。但「當鋪思維」確實讓民營企業在很長一段時間，信貸獲取難度大、成本高。

對創新來說，雖然銀行信貸可以緩解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壓力，但「債務融資」定期還本付息的要求與企業創新回報不確定性之間存在一些沖突，當企業面臨短期債務償還的壓力時，往往會減少風險較大的創新投入。

2019年，許家印闡述恒大造車理念時提到：“買買買”、“合合合”、“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用收購、聯合、戰略合作的方式，把汽車事業做大做好。如今在1.97萬億的債務重壓之下，恒大的汽車創新戛然而止，開啟“賣賣賣”模式。

在「股權融資」市場，由于國內A股起初就是為國企股份制改革而生的，行政干預過多、市場成熟度低、散戶占比過大，市場效率不如人意。像無人駕駛、消費互聯網這類高風險、高回報的互聯網企業，更多通過VIE架構依靠海外成熟的資本市場融資和發展。

一般路徑是：“互聯網企業早期用股權置換風險資本→依靠平臺的規模效應做大業務擠出對手→利用美國與香港的股票市場IPO退出?！?/span>

IPO以后，上市公司的創新行為則受到二級市場各種要素的影響：并購業務對大企業創新的影響。2014年，加拿大兩位教授Bena、Li與田軒教授的論文都不約而同地研究了并購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文章得到了一致的結論：大企業創新實際是依靠對創新型小微企業的收購來實現的。小微企業創新做得好（技術/專利/業務），大企業直接把它買過來。

機構投資者對企業創新也有影響：美國80%以上的投資者都是機構投資，中國則以散戶為主。相對于散戶，機構投資者更加“聰明”（sophisticated），更能理解這些企業在做什么。如果他們發現這些企業在做技術創新，就不會給企業過多的短期的壓力。而散戶則不同，他們大多不懂行業，只要企業業績下滑，就會直接撤資。

股票流動性過高對創新有負面影響：因為股票流動得太快，投資者忠誠度就會降低，投資者快進快出會造成企業「短期業績壓力過大」，以至于高管們不能專注于長期創新。

追蹤企業的分析師越多，投資者掌握的信息越多，公司被兼并收購的風險更大。當企業被兼并收購的可能性增加時，公司管理層不得不采取防御戰略，犧牲企業創新，進行常規的短期投資來提高公司業績表現。這會對創新帶來負面影響。

綜上，此時此刻我們急迫地需要創新，需要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也需要資本的助力。北交所的成立，通過充分發展區域優勢，推動交易所之間良性競爭，謀求更好的市場效率。它能在極短的時間設立開市，也充分體現出了中國資本市場將注冊制改革推向深入的堅定與效率。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資本市場的改革本也是一種制度創新。1980年代，前有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成功經驗，自然想借鑒到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上來。1986年12月，國務院提出要“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1987年底，全國80%大中型國有企業實現了承包制，但最終也未能實現使企業既負盈又負虧的目標。

究其根本，是因為「承包制」這種制度安排，把承包期內的【剩余控制權】和【部分剩余收入索取權】轉給承包人，這使得企業的產權界定變得更加模糊，發包者與承包者之間的利益沖突進一步加劇，雙方相互侵權的行為更容易發生。由于企業承包有一個具體的期限，承包人往往不愿意進行長期投資，這就造成了承包企業缺乏長期增長的動力，甚至可能發生掏空承包企業的“老本”的行為。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極少數人外，絕大多數企業界人士都不再認為企業承包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有效方式，隨后轉向股份制改革。

中國經濟的創新與發展，可以說是我們個人職業發展的最佳參照物，試著利用自省來對抗「路徑依賴」，避免「刻板照抄」他人經驗去謀求發展。相信人力資本在未來的信息經濟中，仍然是最至關重要的一環，試著立足與市場需要，適當借助杠桿（選對行業/賽道），不斷發展內生的競爭力，就有機會保持「創新」的動能，讓個人的價值持續地增長。